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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陀集团崛起于唐末，李克用因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唐王朝任命为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以河东为基地，建立了以沙陀贵族为核心的地方割据政权。

河东地区西、南有大河、东据太行，内部沟壑纵横、高地俯瞰天下，具形胜之资。北部是蒙古草原可得战马；南部是农耕地区可获粮食。兼有战马和粮食两大稀缺资源，又沐浴于胡风汉雨之下。

因此，沙陀军事集团成为五代时的最强军事武装。依仗其军事力量，李克用成唐末政治舞台上风云人物，除了朱温建立的后梁外，无人能与之抗衡。

李克用子李存勖灭后梁，建立后唐。随后的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是后唐明宗李嗣源的女婿)、后汉(开国皇帝刘知远曾是石敬瑭的部将，协助石敬瑭建立后晋)、北汉(开国皇帝刘崇是刘知远的弟弟)等均出自沙陀军事集团。

后周开国皇帝郭威以及宋太祖赵匡胤和其父赵弘毅也出自沙陀军事集团。沙陀之于北宋，如同鲜卑之于隋唐，这也是为何唐尊北朝、宋尊五代为正统的原因所在。

五代时后晋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给辽国（契丹），导致北方无险可守，辽国随时可以参与中原争霸。北汉刘崇在后周太祖广顺元年(公元951年)称帝于晋阳(今山西太原)，依附辽国，与中原王朝为敌。

建隆元年赵匡胤兵变称帝时，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已有反志。此时，刘崇子刘钧继位，曾出兵支持李筠反宋，试图共同起兵推翻宋朝统治。

李筠原本的计划可能是北向联通北汉、南向联合南唐，以南北夹击之势覆灭宋朝。若宋太祖未能迅速平叛，则心怀各异的诸镇节度使必将趁势反叛，宋朝危矣。

李筠反叛后，北汉主刘钧便率兵南下增援，屯兵于太平驿，并付李筠数千北汉军，令北汉河阳节度使范守图率兵增援，意图南下中原、颠覆赵宋。

宋太祖一方面以郭进、李继勋牵制北汉军队，并令永安节度使(治今陕西府谷)折德扆出兵北汉，逼北汉兵回援撤军；一方面迅速平定李筠之叛，避免了在立国之初、政局未稳之下与北汉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

此后，北汉一直采取守势，不敢深入宋地，住守险隘，不惜据城一战以图存。但在战术上也不断派兵袭扰宋边境，以谋自固，遇宋师来攻，即乞援于辽国。

宋乾德六年(公元968年)七月刘钧死，养子刘继恩继位，宰相郭无为专权，内部争夺权位的斗争非常激烈。

宋自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夏决定北守南攻战略后，常以游兵掠扰北汉边邑，平蜀前双方发生过十多次战斗。宋平后蜀之后，北汉边寨守将来降者渐多。辽国控区内的黄室韦、乌库等部相继叛离，内部多事。

宋经过三年多的休整，赵匡胤认为刘钧死后北汉内部扰攘不安，“取乱侮亡”有机可乘，遂改变先南后北的方针，转锋北向，展开两次大举进攻北汉的战事。

开宝元年(公元968年)八月，赵匡胤命李继勋、党进、曹彬等将兵伐北汉。九月，郭无为杀刘继恩另立刘继元。宋李继勋等长驱直入，败北汉兵于铜锅河(在今太原东南)，进迫太原，焚烧太原延夏门，围城一月有余。辽派耶律述烈率军来援北汉。十一月，李继勋等以辽援将至，仓皇退回。此为一伐北汉。

赵匡胤以李继勋师出无功，决计再举，加派了阻击辽援军的部署：以何继筠屯兵石岭关(今山西阳曲东北)，阻击从雁门关入代州至石岭关北面来援的辽兵:以韩重赟急驰赴镇州(今河北正定)、定州(今河北定县) 列阵埋伏，阻击从东趋太原的辽兵。

开宝二年(公元969年)正月，调发各路军储，诸路兵进屯潞(今山西长治)、晋(今山西临汾)、磁(今河北磁县)等州。二月，李继勋等部由潞州出，过南关、团柏谷及洞过河，先开赴太原；赵赞领兵由晋州出，过霍邑趋汾州，直逼太原；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党进领禁军先行，宋太祖赵匡胤自领大军亲征于其后，过相州、磁州、潞州，三月沿南关进迫太原，筑长围立寨从四面攻城。

北汉派刘继业等乘夜出城攻东西寨均被击退，但北汉恃有辽援，守御坚定。宋竟壅汾、晋二水灌城。四月，辽两路出兵援北汉，一路自石岭关，一路向定州，先后均被击退败走。

尽管此役中韩重赟与何继筠先后击破辽军增援，宋军节节胜利进围太原，围城造船并引汾水灌太原。但宋军围城近3个月却久攻不下，大将石汉卿等战死，顿兵坚城之下，士兵多染暑病，而辽军又再次引兵来援，北院大王耶律乌珍率精骑利用夜暗间道进出太原之西，威胁颇大。

宋太祖赵匡胤“始议班师”，听从谋臣李光赞等建议撤兵。闰五月，分兵屯镇州、潞州，迁移太原附近人民万余家到山东、河南。北宋军撤退时，北汉乘势出击，得宋遗弃的辎重、粮食甚多。此为二伐北汉。

北宋两次伐北汉无功后，又转锋南向，先后平灭南汉和南唐，南方基本平定。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八月，赵匡胤命党进、杨光美、牛思进、米文义等率兵分五路攻太原，又遣郭进等分攻忻、汾(今山西汾阳)、代、沁、辽、石等州，所向克捷。

九月，击败北汉兵于太原城下，北汉急求辽军来报，辽耶律沙、塔尔等将兵救北汉。十月二十四日赵匡胤死。十二月宋师撤回。此为三伐北汉。

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后，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四月，漳泉(原闽国)割据者陈洪进献所管地归朝。接着，吴越王钱俶也被迫交出政权。

至此，赵宋王朝从公元963年起，历十五、六年时间，完全削平南方割据势力，终于可以集中力量，谋求消灭北汉和对付契丹了。

赵光义鉴于以往三次伐北汉无功的教训，战前积极进行作战准备：

一是加紧练兵，亲自校阅禁军，讲武习战，“甲兵之盛，近伐无比”；

二是令晋、潞、邢(今河北邢台)、洛(今河北永年)、镇、冀(今河北冀县)六州，制造兵器和攻城器械；

三是派大员管运输给养，督诸州储运军粮。

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正月，赵光义集群臣讨论用兵北汉问题，他问曹彬说：“周世宗及我太祖皆亲征太原而不能克，岂城壁坚完，不可近乎？”

曹彬主张立即进攻，认为：“世宗时，史超败于石岭关，人情震恐，故师还。太祖屯兵甘草地中，军人多被腹疾，因是中止。非城垒不可近也”。现“国家甲兵精锐，人心欣载，若行吊伐，如摧枯拉朽耳。”

宰相薛居正等不同意上述意见，他们认为：“世宗举兵，太原倚契丹之援，坚壁不战以致师老而归。及太祖破契丹于雁门关南，尽驱其人民分布河洛之间，虽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得之不足以辟土，舍之不足以为患，愿陛下熟虑之。”

赵光义说：“今者事同而势异，且先帝破契丹，徙其人而空其地者。正为今日事也。” 上述议论都只限于攻取北汉的一面，没有深入虑及契丹的一面。

原来制定北守南攻方针的着眼，曾计算到留北汉“当西北二边”以作缓冲的考虑。时至今日，取北汉必须计及直接对付契丹问题，以前三次伐北汉，辽都派来援兵，灭北汉后，不能不对契丹的战守问题，认真作全面考虑。

如果继续与契丹保持和议，则应有策略上的措置；如果“惟有战耳”(赵光义语)，也须有和契丹直接展开作战的准备。

这时北宋君臣在这个问题上都没有思想上作战上的准备，没有明确这次作战的有限战略目标，播下了因胜而骄，立即进攻契丹招致失败的种子。

赵光义决计进兵北汉，定下了攻城阻援的方针。以潘美、崔彦进、李汉琼、刘遇、曹翰等军分四面攻太原城；对攻城器械以及后勤补给都派大臣主其事；以郭进部担任石岭关方面阻击契丹援军。

二月，赵光义率军自汴京出发，遣兵分别攻取太原外围州县。三月，郭进部在白马岭(山西孟县北)大败辽东路军耶律沙、塔尔部，塔尔部多人战死。辽西路援军由大同南下,得知东路败讯,自动撤走。

由于宋军的战争准备较为充分，北汉又因长年战争而损耗殆尽，其时辽朝援军也于石岭关被郭进击退，“北汉援绝”。至四月，宋军陆续攻下太原外围州县，太原益形孤立，太原守将相继出降。

于是五月初四，宋太宗令诸军对太原城发动总攻，并说：“翌日重午，当食于城中。”次日又临阵督军急攻太原。但诸军“士奋怒，争乘城，不可遏”，场面一度不可控制，赵光义恐将士屠城，于是下令缓军以重整旗鼓。

北汉马槵病急忙求见北汉主，“流涕以兴亡谕之”。五月初五日，北汉主刘继元在外援不至，内部厌战的情况下，万般无奈，遣客省使李勋上表纳款。北汉平。

北宋四伐北汉，三次无功，第四次才取得胜利，是什么缘故呢？

北汉依附契丹，以河东一隅之地，民力、兵力、财力都有限，与地大物博的北宋长期相持,二十年来,战事不息,厚敛奉事契丹,战守都大耗国力。

宋在二伐北汉后迁其居民万家徙河洛，使北汉几乎是一户养一兵，经济上陷于枯竭穷困，国势每况愈下，公元977年，已乞粮乞战马于契丹。加之旧臣多以疑见杀，人心携贰，刘钧时代的沙陀军事集团士卒强悍，人心固结的情况，早已变化。因此，宋平蜀后边寨投降者日见增多。

北宋一伐北汉时，由于未作阻援部署，辽援将至即忙撤回。第二次赵匡胤亲征，虽已打败契丹援军，但援仍继至。

在冷兵器时代，兵器性能主要是杀伤力而缺乏破坏力，对付坚城垒寨使用的炮车即抛石机，效用亦极微，攻坚城是靠挖地道和架梯攀登。

如果守城者战志不懈，粮械不缺，外援又不绝，常能支持很长时间；倘能制造战机，振奋士气，还可能转败为胜，如齐田单守即墨，即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这次宋军壅水灌城，虽然使用了一个特殊的攻城战法，但攻城一百多天也未攻下，就是因为守城一方城外援兵不绝，城内战志未懈；攻者顿兵坚城受到疲敝消耗而未奏功。第三次因赵匡胤死，宋师撤回。

第四次，赵光义之所以奏功，攻下太原，主观上是战前准备比较充分；客观上契丹南京留守枢密院使韩匡嗣不相信宋必攻北汉，“卒不设备”，以致白马岭一败之余，不能再发兵救北汉。

同时，当太原将下时，北汉宣徽使范超、马步军都指挥使郭万超相继出降，致仕太仆射马峰亦劝刘继元出降，战志涣散，已难再战。

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五月，宋平北汉后，赵光义在事前无准备的情况下，企图乘胜立即转取幽蓟。诸将多以师疲饷匮，皆不欲行；而赵光义偏听崔翰的怂恿，认为乘此破竹之势，取幽州甚易，时不可失。于是决计在镇州集中兵力，立即进攻幽州(治所在今北京市)。

宋辽两朝的关系从一开始便已经处于对立：一方面，辽朝曾南下入侵中原政权，从后晋手中获得幽燕十六州，而后周又从辽朝手中取回了瀛、莫两州，辽朝与中原王朝的领土纠纷延续至宋代，双方均认为自己丧失了领土，为双方的武力冲突提供了口实；另一方面，辽朝对北汉政权的扶植，使得宋朝如芒刺在背。

其实，在宋平南唐后，赵匡胤不接受群臣请加尊号，说：“燕(指幽云十六州)晋(指北汉)未复，可谓一统太平乎”。可见他对平北汉和收复幽云，是视为统一范畴的事，认为太原未下，幽云未复，赵宋王朝统一事业尚未成功。

赵匡胤在位时，规划收复幽云的谋略，见于史传的主要有二：

一是赎买政策，把削平割据政权得来的藏金帛和三司常赋的岁余，存入“封桩库”。他曾说：

“石晋割幽蓟以赂契丹，使一方之人独限外境，朕甚悯之，欲俟斯库所蓄满三、五十万，即遣使与契丹约，苟能归我土地民庶，则当尽此金帛充其赎值。如曰不可，朕将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耳。”

二是迁都避战，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四月赵匡胤拟迁都洛阳，并说：

“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欲据山河之险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

其弟光义与群臣切谏，极言迁都非便，匡胤才放弃迁都主意，但说：“不出百年，天下之民力殚矣。”意思是开封四战之地，为对付契丹必多养兵以为战守，大耗国力。

赵匡胤死得太早，没有看到他如何散财养勇，积极备战以收复幽云的谋划，只给人留下求安保守的印象。但其赎买幽云的设想，在当时宋辽国力对比下谋求和平解决幽云问题，还是可以理解的。

至于赵光义在阻止迁都时说“在德不在险”，也不过是一句空话，并没有看到他修德备战，认真作出收复幽云对付契丹的筹谋和必要的准备，其两次攻取幽云作战的表现，就是最好的说明。

在作出收复幽州的决策后，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六月十三日，部队尚未全部进到集中地，赵光义就迫不及待地命宋军自镇州北进。

十九日进入辽境金台顿(今河北保定市)；翌日辽歧沟关(河北涿县西南)刺史以城降,并击败辽北院大王耶律希达部于沙河(今河北易县南的易水)。

由于省去了军队征调与集结的时间，宋军从边境至幽州仅仅费时4日，并且未遇到辽军大规模抵抗。六月二十三日，宋太宗兵至幽州城下，于沙河击败了耶律撒合、耶律奚底和萧讨古所部万余人，战败的辽军退至清河北面。其时，受辽景宗之命增援的耶律斜珍与耶律学古所部恰好到来。

为给败退的辽军争取时间，并创造间隙让耶律学古入城。耶律斜珍佯装为耶律奚底所部，于得胜口诱敌，宋军果争赴，斜珍出其后，奋击败之。耶律学古则乘隙入城助守幽州。

六月二十五日，宋军四面围城，并命潘美知幽州行府事，同时以桂州观察使曹翰、洮州观察使米信二人率兵屯幽州东南，“以备非常”。二十六日，以宋渥、崔彦进、刘遇、孟玄喆领兵四面攻城，辽将多降。

宋太宗自镇州出发后急行军至幽州城下，打算在辽朝大军尚未集结完毕南下增援时攻下幽州，以至于原本作为预备队的曹翰部都参与围城战。

但是，辽南京留守韩德让和耶律学古能在危急中安定人心，整修守备以待援军。宋军一部虽曾一度乘夜登上城垣，亦被击退，未能夺取胜利。

这时辽耶律斜珍和希达等部在清沙河(今北京市昌平境)北面，为幽州声援。辽于六月末并发五院军，以耶律沙和耶律休哥等率领，进援幽州。

七月初六日，耶律休哥、耶律沙等增援已至。此时宋太宗正于西北面城池视察督战，不料辽大军突袭而至，会战于高梁河展开。

开战后辽军战事不利，一度败退。然而当宋军乘胜追击之时，耶律休哥从西山而下、耶律斜珍从横向而来，两军夹击幽州西北宋军。由于原本的预备队曹翰所部参与攻城，这时，竟然无一支宋军可以阻击辽国援军。幽州城内耶律学古也开城出击，宋军受到三面攻击。

由于辽军发起大规模反击并采取正确战术，于是宋军大败。据《辽史·卷83》记载，辽军自高梁河追杀30余里，斩首万余级，乘胜追至涿州，宋丧失资粮军械甚多。

高梁河之战，是赵光义被河东之战胜利冲昏头脑，战略决策轻率，不知彼又不知己，打无准备之仗而招致失败，违背了“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兵法原则。

契丹地广兵多，尤以骑兵见长，幽州又是一座坚城和辽南进的重要战略基地，为辽势所必守必争之地，每次宋伐北汉时尚且出兵救援，攻其南京，怎能忽视其援兵！

因此，攻幽州特别需要查明辽战略预备队的动向和部署足够的阻援力量，占领得胜口等战略要地，此其一；幽州是坚城，从镇州出发，要经过攻取辽守备的外围州县的战斗，不存在出其不意奇袭取城的条件，这就必须备好充足的攻城器材，此其二。

两者宋军都未准备，单凭热情盲动，所谓机不可失，不过是主观臆测，并非实在情况，不慎兵事如此，安得不败。再说宋军经过几个月河东之战，兵力已有相当消耗，封建时代招募来的职业兵，得不到打胜后例行的赏赐，士气松懈是常有的，以不足的兵力和士气不高的疲兵去攻坚城、斗强敌，是不可能取胜的。

即使侥幸得以攻下幽州，辽后援相继来争，能否保住也成问题。赵匡胤对收复幽云问题，曾与赵普有一段对话。他把曹翰画的幽云地区形势图给赵普看，并问曹翰能不能攻下这个地方。

赵普反问，曹翰可以攻，谁人可守？赵匡胤答，就让曹翰来守罢。普又问，他死了，谁来接替呢？赵匡胤沉默一会说，这真可谓深谋远虑了！

可见对付契丹必须作长远计划和充分战备，要预见到不是打一次战役即能解决问题的。高梁河之战，宋军由于没有周密作阻援部署，在攻城的紧要关头，敌援相继而来，造成很大的被动，被迫用攻城兵力对付援军，致使无足够兵力封闭守军的出击，反而受到辽军三面夹击大败。

高梁河战后，契丹了解宋军的战斗力并不强大，曾几度南进。直到公元982年九月，辽景宗耶律贤死，圣宗耶律隆绪继位之后，对峙线上才获得短期的平静。

赵匡胤对西北方面羁縻党项，优给爵赏，以求安边；对契丹谋以“封桩库”积聚财帛，赎买幽云，否则充分备战而后求战的谋路和设想，是基于当时形势和力量对比作出的，知己知彼，切合实际。

可惜他在“烛影斧声”中早死，其弟赵光义刚愎自用，继位后，一失于急谋攻辽而失败，再失于逼反党项，兵连祸结百余年。

公元982年五月，赵光义令党项羌族首领李继捧挈家人朝，企图消灭这一割据势力，激发了其弟李继迁的叛离。从此党项与宋为敌，结连契丹为援，称夏国王，公元1032年，元昊称帝。

西夏以和战两手策略，与宋长期对抗，“战”以扩地，拓土至二十二州(位于陕甘宁地区)，给了宋以极大的威胁；“和”以索宋银绢，使宋财力枯竭。

北宋在对辽、夏两面作战的困境中，国力军力日益困弱不振。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公元1126年北宋亡于金。正所谓一着之差，祸延百岁。

古语云：“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怎样加杠杆买股票，不足谋一域。”